活在《寄生虫》和《小丑》世界里的人,没有选择的权利

时间:2020-03-15 23:44:08阅读:4267
要靠叠披萨盒赚口粮的一家人/《寄生虫》艺术作品是一面折射社会样态的镜子,人们在其中获得视觉快感,同时也在反思现实奥斯卡获奖影片中备受关注的《寄生虫》《小丑》,显现的都是极端环境下的两极人性,也一
  • 寄生虫 讲述了产生在身份职位悬殊的两个家庭身上的故事:宋康昊饰演的无业游民父亲基泽,让寄托了家人生计进展的…

要靠叠披萨盒赚口粮的一家人。/《寄生虫

艺术作品是一面折射社会样态的镜子,人们在其中获得视觉快感,同时也在反思现实。奥斯卡获奖影片中备受关注的《寄生虫》《小丑》,显现的都是极端环境下的两极人性,也一层层剥开隐匿于社会中的残忍真相。

百年之前,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·迪尔凯姆曾表示,社会事实以外在形式“强制”和作用于人,并塑造了人的意识;人类大多数的意向不是由自己生成的,而是在外界的引导、熏陶和压迫中形成。

在今年奥斯卡获奖影片中,两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所传达的主题,或许可以促使人们再次重视和思考这一命题。

获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原创剧本、最佳国际电影奖的《寄生虫》,将社会生活中的某一真实维度剖开,让谎言、尊严、贫富悬殊等问题顺着缝隙流淌。

获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原创配乐奖的《小丑》,用小丑演员亚瑟从被欺凌到反抗的过程中暴露的血腥、罪恶、疑惑,凸显底层人民的社会困境。

艺术作品是一面折射社会样态的镜子,人们在其中获得视觉快感,同时也在反思现实。

《寄生虫》成为第一部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语影片。

《寄生虫》

没有小丑的喜剧,没有坏人的悲剧

《寄生虫》的故事因“穷”而起,但若溯源归因,穷人们却不应背负穷带来的原罪。

窗前醉汉的尿、饭桌上爬行的虫、蹲在厕所马桶上才能蹭到楼上的Wi-Fi信号……失学在家待业的金基宇与父母、妹妹一家四口住在狭窄的半地下室,因得同学介绍,他伪造学历,前往朴社长(李善均 饰)家给其女儿做家教。

一家人在一系列“计划”中,也如寄生虫般陆续进入朴社长家工作。一些被隐匿的真相和试图维系的平衡,也随着这场闯入被揭露、被破坏。

《寄生虫》中,韩国导演奉俊昊用社会学的视角对阶层问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。

奉俊昊擅长将“社会问题意识”和“类型写作规则”叠加在人物关系、空间中呈现,比如影片中呈现的富人与穷人的二元对立——朴社长一家为富庶阶层代表,前保姆和她的丈夫,以及金基宇一家则为穷人阶层代表。

富人住在充满阳光、艺术感的豪宅之中,穷人只能住在半地下室,或者根本见不到光的地下室。

半地下室的一家人试图向上攀爬,而被前保姆藏匿在豪宅之下的地下室里的欠债丈夫,只能当一只暗无天日的蟑螂,靠偷偷啃食富人吃剩的残渣为生。

但哪怕关系对立,也很难将处境的对错完全嫁接在某个人物身上。这就像奉俊昊自己的总结,“这部电影是没有小丑的喜剧、没有坏人的悲剧”。

事实上,穷人一家四口能成功伪装,获得在富人家的工作机会,并不是巧合,也不是纯靠演绎与骗术得来的偶然。他们是有切实能力的。

金司机能够平稳驾驶奔驰,让朴社长手中装满咖啡的杯子在车辆转弯时表面几乎无波澜;金司机的老婆胜任管家工作,几分钟内就做出这一家人从未听说的菜色;儿子能胜任英语家教的工作,女儿可以对朴社长的小儿子进行艺术心理治疗。而金家的墙上挂有奖牌,证明这个家庭此前也奋斗过,有过荣光。

将他们推到“谎言与伪装”境地的,其实是人的社会需求的可实现程度。

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,人类有五个层次的需求:生理、安全、归属和爱、尊重、自我实现。

在电影《寄生虫》中,很难将五大需求与这家人的境遇逐一匹配,割裂和错位因魔幻现实的复杂性一直存在:

平时住在半地下室,明明可以以能力谋生,却伪造学历进入富人家;以为与富人女儿恋爱后就可以改变命运,却只敢在富人外出露营的日子,在庭院享受阳光,躺在浴缸中泡澡、看电视……

直到一家人撞破前保姆将其丈夫藏在地下室的秘密,前保姆也发现了这一家人的伪装,双方僵持不下时,朴社长一家的突然归来,让他们一面开始互相搏斗,一面吓得在屋里四处逃窜。

最终,也正是这群住在半地下室、地下室的人,因彼此对基础生存条件的渴求而无法共存——富人家只能容纳一户家庭寄生,食物不可被分享。他们被逼得对住在地上的人做出反扑。

也许,观众会对那种毫不掩饰的张牙舞爪、杀红了眼感到不舒服,也会对豪宅里无辜的朴社长一家感到同情。但这些情绪背后,我们也需要思考:

一个社会怎么会走到这一步,将人的尊严与优美剥除?极小比例的富人顺着资本之流,站在那么优渥的位置是理所当然吗?对这个世界毫无反思、警觉、关切,不能尽力抹平伤痕、关照他人的人,真的那么无辜吗?

《寄生虫》呈现了这样一种社会观察:基于人的求生本性来考虑,因为生存不易,穷人经常作恶;因为活得太容易,富人更容易为善。

朴社长一家能通过气味辨别阶级,他们不会据此对金司机一家做出任何道德批判。金司机一家在行恶时,将为善之难归因为阶级差异,因而无法构建一套属于下等人的道德论述以正常化自己的行为。

学历可以伪造,身份可以编撰,家庭关系可以伪装,但身上那股出自同一空间的气味,就像烙印一样,固执地留在他们身上。这是地下室的味道,是杀虫剂的味道,是地铁里的汗臭味,是社会告知富人的、穷人才有的味道。

所以,某种程度上,与其说基宇一家寄生在朴社长家,不如说他们只是寄生在巨大城市、社会中的一只只焦躁不安的虫子,想办法生存,想活得更好、更幸福美满,却只是不停地被否定、打压。洪水可以轻易摧毁他们的家园,尊严也可以被随意谈论和抱怨。

一切的美好幻影,在前保姆的丈夫在豪宅庭院大开杀戒、基宇的妹妹被刺身亡、金司机举刀杀害朴社长时,就写好了破灭的结局。

但奉俊昊的野心没有在这里停下。

新闻播报里,杀人的金司机突然消失,其实他躲进了豪宅下那间原本不属于他“计划内”的地下室,再也不敢出来。为获得自由所付出的代价,是永远失去自由。

影片的最后,基宇通过豪宅中一盏灯传递的摩斯密码获知,他消失的父亲就在地下室。

在给父亲的无法收到的回信中,基宇写道:“爸爸,我现在立下了一个计划,是最基本的计划,我要挣钱,挣很多钱……等我有钱,要买下这间房子,等搬进去,我和妈妈会在庭院,因为阳光真的很棒,爸爸只要,走上来就好了。”

镜头随即切到躺在半地下室窗户下的基宇,光线昏暗,他的脸上仍铺满了未知与迷茫。也许,这也仅仅是一个“永远无法得以实现”的梦。

《小丑》

人类造出了怎样的文明?

捧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奖杯,电影《小丑》中小丑亚瑟·弗兰克一角的扮演者华金·菲尼克斯发表获奖感言:“我认为,无论是性别不平等、种族歧视或者酷儿权益、原住民权益以及动物权益,我们都在讨论:对抗不公。”

回到电影本身,这不仅是饰演《小丑》给予菲尼克斯的感悟,更是他赋予小丑一角的思考;某种程度上,这也是这部影片要传达的某种价值,即对抗与斗争发生的原因、对象到底是什么。

影片开头的一句话,像一记伏笔,埋在故事的进度条中,也埋在小丑黑化的人生以及城市浮躁、暗藏汹涌却随时可以倾覆癫狂的脉络里。

在街头扮演小丑、做人形广告立牌的亚瑟被街头流氓抢走了广告牌,并在遭遇毒打后接受社区社工问询,他反问社工:“是只有我这么觉得,还是这个世界真的变得疯狂了?”

故事采用的是一条渐进的单线叙事链条:亚瑟是一位生活在社会边缘,身患妄想症,被人们排挤、欺负的小丑演员,他从渴望被看到、理解、接纳到逐渐崩溃、黑化、杀人,成为反社会的大魔头,最后点燃整座哥谭市。

也许人们会问,亚瑟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什么,何至于此?

亚瑟也曾经是善良的。他想过实现自我救助,请社工帮忙问医生能否加大药量,“因为我不想再难过下去了”。

他也曾将母亲那句“你的目标是给世界带来欢笑和快乐”作为自己的信条;在公交车上看见前座的小孩时,他会扮鬼脸逗他笑,却被小孩的母亲回骂:“你别骚扰我的小孩。”

同事给他一把枪让他保护自己时,他的第一反应是“我不应该持有它”……

成为小丑之前的亚瑟,一直处于被侮辱与践踏的处境:养母虐待、父亲缺位、同事背叛、路人群嘲、流氓欺凌。

想成为一名单口相声演员的梦想受尽奚落,生活困于一摊烂泥之中,没有人在乎他的任何感受。哪怕是为他进行心理治疗的社工,都从未真正给予他同理心,脸上挂满了不解和冷漠。

人生只剩彻底的悲伤时,他却总是无法自控地大笑,将自己画得火红的嘴形不断拉扯变大、上扬,却也因此招致更多的难堪与暴力对待。

对抗与斗争在此时发生了。一次,在医院为孩子们表演时,亚瑟随身携带的手枪不慎掉落,他在被举报后丢了工作。

在回家的列车上,看到三个华尔街精英骚扰一名女子,他再次无法抑制地大笑,却引来三人的殴打。这一次,亚瑟选择了反抗,他举起枪,将三人击杀。

枪声过后,亚瑟完全被摧毁,真正的小丑诞生。他不再语无伦次,反而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完整逻辑,逐渐凝聚了底层大众的共鸣,成为哥谭市的反派灵魂人物。

疯狂社会中的平庸人物和小丑的神话形象结合、转变,看似不可思议的玩笑,却也与现实世界的困境构成了互文。

无疑,亚瑟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是极为糟糕的。

从影片中的新闻播报可以看到,垃圾车罢工,城市充斥的垃圾和无处藏身的老鼠暗示底层与资本的矛盾,经济危机正在发生。此外,社会福利预算删减、打工人群失业并频频遭受精神痛苦,人际关系失能。

在这样的现实之下,用杀人如麻来表达反抗的小丑成为城市的英雄。小丑成了一个符号,失衡社会体制下失意的、疯狂的“鲁蛇”们,隐身在一张张面具背后,疯狂地用暴力进行反抗。

故事进展到此处,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,也许与菲尼克斯的获奖感言契合。

人类造出了什么样的文明?维护、巩固了怎样的结构,令其凌驾于人性与身体、和平与善良之上?为何真正的真实反而沦为无法安置亦无法定义的幻觉?

曾有影迷称,《小丑》并不是会带来弥合与修复的电影,它的强大力量源自把伤口的脉络彻彻底底摊开,供人检视。

我们当然可以谴责个体暴力的放肆与不受控,但如果这种谴责脱离对既有秩序与制度暴力的批判,其实同样缺乏建设意义。

事实上,没有哪一种罪恶可以脱离其诞生的恶质土壤。而每个人选择改变的方式,是付诸耐心和同理心,厘清恶的来处。

“至少可以在下一个小丑诞生之前,让他心底那些恨意不至于燃烧成毁天灭地的熊熊大火。”

也正如菲尼克斯所说:“我们害怕‘个人改变’的号召,因为我们会认为这意味着牺牲或放弃一些东西,但作为人类,当我们拿出最好的一面,我们明明那么的心灵手巧、聪明智慧。我觉得,当我们把爱和同理心作为指引守则,我们完全可以创造、发展并建立一个裨益所有生灵及环境的全新体系。”

作者 | 蒋苡芯

原标题:《从到:当活在地下的人撕裂伤口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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